他比以往白了些，以至于显得更胖了，五一时刚剃的莫西干头被强压下来，梳了个偏分，右耳侧头发有些参差不齐，似沾了一团皱巴巴的毛线，看起来很假。
西服是黑色的，没打领带，可能是为了避免把脖子衬得太短吧——我是这样想的，最起码勒得太紧会让人不自在。
棺木内外花团锦簇、松柏苍翠，清亮的灯光下，王伟超像个巨型糖果，被装点得无比安详。
这副神情对一个连平常睡觉都难掩凶神恶煞的人来说过于夸张了，不太真实。
遗像搁在供桌上，稍显模糊，但人很瘦，笑容锐利如针。
烟熏火燎中弥漫着一股莫名味道，类似于幼年吃死人大锅饭时嗅到的那种香味，但是不是同一种东西我也拿不准。
站在吊唁厅的冷藏棺前，充斥脑袋的净是这些玩意儿，我甚至想，如果不是那台孜孜不倦的冷冻机，在这样一个季节，我亲爱的朋友会迅速膨胀起来，像雨后的蘑菇那样生长得硕大无朋。
午饭都没吃，我就回了平海，只来得及跟陈瑶打一声招呼。
因为呆逼说吊唁就这一天，没准儿下午就要火化。
我说这么急啊，他说是啊，是啊。
人可能是4号晚上死的，5号中午才发现，一家人悲痛欲绝、手忙脚乱，他也是今天一早刚接到王伟超他爸的电话。
也许是消息太突然，加上对方几近失声的尖利噪音，他一度以为是恶作剧，嬉笑着骂了几句。
然而很快，哽咽吹号般在耳畔炸开，除了愣了愣神，他唯一能做的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说这话时他不间断地捶着方向盘，力道不大，像初中那会儿拿鸡毛掸子敲过一摞厚作业本。
我能说点什么呢，我卯足了劲儿，最后只是仰头灌口水。
王伟超死于急性心梗，这个强壮如牛的傻逼竟和爷爷一样脆弱，难以置信，甚至有些可笑，或许哪个平行宇宙里老大爷会为他选一个牛逼点的死法，谁知道呢。
到平海时三点出头，呆逼在长途客运站外候着，他开了辆老丰田出租车，载着我直奔西南郊的市殡仪馆。
当然，路上没忘捎了俩客人。
礼金封了501，其中301是临时借的，呆逼说哥几个还攒了俩花圈，人钢厂的朋友都弄有，你不弄说不过去。
如他所说，确实如此，吊唁厅里的花圈和花篮比人都多，工会的，电工组的，首当其冲是陈建业的，摆在冷藏棺的正后方，“天妒英才”云云，署名很简单，就一个“陈建业”——据闻，此乃特钢职工的标准待遇。
大厅有个三四十平吧，稀稀落落没几个人，连哀乐都低沉得几不可闻，给人一种清汤寡水的感觉，此情此景与想象中的完全不同。
王伟超他妈靠墙跪坐在地上，看见我们就要爬起来，但没成功，她本来就胖，这会儿整个人似乎都是肿的。
一早我就琢磨着安慰两句，结果话到嘴边变成了叹出的一口气。
他哥我是第一次见，架了副眼镜，文质彬彬的，说起话来细声细气，打殡仪馆门口一碰面就先让烟，兄弟俩长得挺像，其实我不止一次想象过这个曾在广州搞打口带的人会是一副什么模样。
在他引导下，我随了礼、上了香、鞠了躬，又在火盆里烧了点纸钱。
室内凉得厉害，连火焰都丧失了温度。
供桌上除了几个猕猴桃，再无他物。
没人披麻戴孝，更没有竞争般大声恸哭的热烈场面。
我不知道这对王伟超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
我们幻想过各种死法，要搞很多女人，要坐在金山银山上去死，所有这些庸俗的、注满荷尔蒙的花儿，敌不过现实的一场宿便。
呆逼问是不是待会儿就火化，好半晌他哥才看看表，说：“得看情况。”
大概过了十来分钟，哥几个杵门口抽烟时，王伟超他爸领俩道士进了门，他冲我们点点头，示意从松花江上往外搬东西：煤气罐、煤气灶、黑炒锅、大铁勺，外带一大兜白芝麻，少说得有两三斤。
芝麻当然是用来炒的。
关门闭窗，停了哀乐，熄了灯，在微弱的烛光和炉火下，俩道士载歌载舞。
说来好笑，我一度以为他们会一直这么跳下去，直至筋疲力尽、吐血而亡，不想没个三两分钟，两人便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
男道士操上铁勺，开始翻炒——既便如此，掺着芝麻焦香的糊味己遍布整个房间，不知这算不算技术性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