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晚上，我头昏脑胀地躺在床上，感觉呼吸都有些困难，或许是暖气太足了吧，空气干燥得能撕裂你的肺叶。
关于陈瑶的事，我又去找过胖辅导员，问他们院里准备怎么处理。
她似是吓了一跳，瞪着牛眼问什么“怎么处理”。
是的，她说这个事真假都不知道，处理个啥啊，就算是真的，没发生在学校，也不归学校管，最后她支支吾吾地说，具体怎么处理还得看当事人。
我问这是她的意见还是院里的意见，她恼怒地把我赶了出去。
当晚胖子又打来电话，安慰我说不管怎么处理有陈瑶她妈在，让我放宽心，别瞎搞，除了操她母亲我还能说点什么呢。
然而，这已是我所能做的全部。
至于大波，我不晓得他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二十七号中午正卧床上发愣时，差点被他一拳捶得蹦起来。
他就这么推门而入，气喘吁吁地甩着狗毛，喊我吃饭去。
尽管一再表示吃过了，还是给硬生生地从上铺拽了下来。
当即我就红了脸，要不是宿舍还有人，妥妥一肘子就抡过去了。
以上反应当然是一种心虚的表现，直到楼道口的冷风扑面而来，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两秒钟后，我指指鞋带，冲大波笑了笑。
他这才松开我，说：“笑你妈呢。”
一路上这货都板着脸，他问我咋关机了，我说手机没电了吧，他说没电就充电，我没说话，因为实在无话可说。
一顿饭吃了三四个钟头，先是白的，再是啤的，后来又换成了白的，我觉得自己从没喝过那么多酒，连号称千杯不醉的大波都一抽一抽地夸我真是太他妈能喝了。
除了扼紧喉咙强压下那股子喷薄欲出的冲动，我还能做点什么呢？
起初大波没什么话，后来就逼逼叨叨起来，贝克汉姆、波诺、迪伦的新专辑、平安夜的演出、甚至莲蓬鬼话的左央事件，这些杂七杂八的玩意儿萦绕周遭、四下穿梭，令人头晕目眩。
就这间隙，他冷不丁地问我有没有再见到陈瑶，别无选择，我立马起身，跌跌撞撞地冲进了卫生间。
再出来时，大波说我这个人心思重、城府深，啥都憋着。
说这话时，他瘫在椅子上，惨白灯光下的烟圈像鱼吐出的泡泡。
我努力撑着脑袋，搅和着碗里坨掉的面，没吭声。
“女人嘛，”他大着舌头，咕咕哝哝的，“他妈的……还没点伤心事儿？”
话音未落，这根僵硬的棍子便一个后仰翻了下去，桌面都险些被掀掉。
我想扶他起来，不想腿一软扑到了地上。
地面油腻，但是凉爽，我把脸死死贴了上去。
这让我的朋友大笑起来，边咳嗽边笑。
伙计跑来时，他翻个身，哼起歌来，我从未听过的调子，哆哆嗦嗦的，却婉转悠扬。
扒了木推瓜的一首歌后，二十八号上午我买了张去哈尔滨的火车票，到漠河已是三十号傍晚。
出了站，冰天雪地，乌漆麻黑的，只能就近住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直接搭车去了北红村，倒不是对这里多了解，而是不管去哪儿对我来说没啥区别。
村子很小，几十户人家，辗转几次后，我住到了村东头的一个农户家里，房后就是冻结的黑龙江。
他家有俩客房，四个大炕，按老头的说法，是村里住宿条件最好的。
可惜我睡不惯火炕，前半夜热得要命，后半夜冻得要死。
这一呆就是四天，第一天还能勉强看到星斗，第二天下午就飘起了雪，而温度实在是低，我这从不怕冷的体质到户外就跟没穿衣服一样。
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守在火炉旁发呆，连老板娘都看不下去，劝我既然来了就四下转转。
老头更是离谱，说村里没啥玩的，不如去哪哪哪，刚建了个什么地质公园，话没说完就被女的一眼瞪了回去。
这家是翁媳俩，带两个学龄孩童，儿子在哈尔滨打工，老太婆倒是没见到。
在女主人找来一件军大衣后，我只能到江上溜了两圈儿，还跟老头钓过一次鱼，光凿冰就花了一个钟头，结果屁都没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