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悦今日所谈的“吃人”，不过是“物理”层面上的“吃人”。她当然知道五四时代，鲁迅行生通过“狂人”之口，所说的“吃人”并非只是这种“吃人”法。而是向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发出的呐喊。
是“封建礼教”在“吃人”！
封建礼教之害莫过于“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束缚人的个性自由、禁锢人们的思想
因而，五四时代的社会精英，在接受了西方“自由”、“平等”的现代文明精神之后，向腐朽的封建礼教发起了进攻。
而杨悦此时，则是想将这种进攻提早一千三百多年。
第二日，再次论辩时，天下诗社的精英层也加入进来。李愔见杨悦所说的理论，虽然知道众人难以接受，但也不是大逆不道，便放下心下，任由她去“论述”。
这场论述其实更像是宴会，不在西苑，而是在蜀王府的正殿，边吃酒边“论述”。
然而令杨悦没想到的是，昨日她对李愔等人所说的理论，今日说给裴炎、富嘉谟等人，却提出了异议。
“人道是人去动物性，而归于人性的过程，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裴炎重复着杨悦的话，沉吟道，“这种说法虽然新奇，的确有理。与孔圣人提倡的仁爱，属于一脉。孔圣人所言的‘仁爱’，岂不正是公子所说的‘人性’之‘道’。”
“然而，奴婢、歌姬之流在如今并非全是从战俘而来，大多却是罪臣家属，是罚罪的一种方式，如果大家都一样平等，还有什么区别？还算得上是一种‘罚罪’的方式？”王勮言道。
杨悦一愕，到是忘记古人的确有“废为庶人”、“充为乐籍”、“充作奴仆”之类的惩罚。特别是在争斗之中输掉的一方，男人大多被处死，但女人一般会为奴为婢，为妾为姬。李世民的内宫中有不少这种女人，甚至自己的师父杨贵妃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杨悦说道：“罚罪或许可以通过其它手段但是奴婢的子女一生下来便成了奴婢，难道他们天生便有罪吗？”
“他们的祖上有罪。所以也怨不得别人。”富嘉谟说道。
杨悦大大地摇头：“这个‘世袭’最是社会之病。如今功爵世袭还不过三代，奴婢为何便要世世代代为奴婢？”
“如果人人平等，那些卑贱的活谁来干？”苏味道提出另一个问题。
“工作没有卑贱之说，只有分工之不同。比如男人耕种，女人纺织，不过是尽其特点与能力，分工不同，同样是劳作，没有卑贱之分。。。。。。”
“然而，孔圣也以为农事为‘小人’所为，非君子之事，如何只是分工之不同？”
杨悦见一时说不服大家，有点急躁，但她今日最想“宣讲”地却是“自由”，因而不再与大家争论，转口说道：“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而不应只知服从、听令于父母、君主每个人有自由生活的权力，他人不能干涉。而‘礼’恰好相反，束缚了这种个性的自由，其中‘三纲’最要不的”
刚才杨悦所说的话还有人赞同，没想到她此话尚未说完，已有许多人摇起头来。
“不对不对，如果没有‘礼’，岂不乱套？”
“春秋战国之时，周室衰微，‘礼’之不行，以至于天下大乱没有礼怎么成？”
“公子说要‘人道’，但是人道没有‘礼’怎么保障它的实行？”
“‘孝’是人道，如果没有三纲，教道如何行诸于世？”
“没有三纲，会出现什么情况？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夫不夫，妻不妻。阴阳混淆，上下颠倒。”
众人劈头盖脸的一致反对，令杨悦一时愣住。
连李愔也忍不住说道：“上古先民处于原始状态，民风混乱，因而才会出现‘礼’。商承夏礼，周承商礼，至周礼而臻完善。‘礼’是一种社会秩序，教化世人以‘人道’。若如你说的那样，人人都要自由，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社会如何安宁？”
“不错。比如周公制‘婚礼’，就是因为当时的男女情爱混乱，因而周公才制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敦伦‘婚义七礼’。没有‘礼’只会变得更混乱。”富嘉谟笑着附和道。
众人也同声大笑。
“‘礼’是一种社会秩序”！听了此话，杨悦却是猛然一惊。这个是她从未想到过的事情。说实话，虽然作为一名中文系学生，她只知“礼、易、春秋、乐、尚书”等儒学经典之名，却从未真正学习过。如同她那个时代的大多学生一般，只是泛泛而谈，听从课本中的介绍，知道它是一本书，一本讲什么内容的书而矣，至于具体内容道底是什么，却并不知道
现代人眼中没有“礼教”，那是五四时代已被批倒的东西，是“吃人”的东西。西方的现代文明的自由、平等、民主。才是现代人眼中的“圣经”。
然而很少有人想到过，西方现代文明其实有两个精神源渊：一个是古希腊的“自由”精神，一个是“基督”精神。
古希腊的自由精神，是个性的自由。在古希腊雅典神庙上写着“发现自己”几个字。它指导师人们去挖掘自己，崇尚个性自由发展。然而个性的自由如果到了极至，人与人之间必然产生冲突，造成社会混乱。所以古希腊神庙上同时还写着另外几个字“适可而至”。它要求人们，不要过分崇尚自由，而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而这种限制，大概便是爱琴海文明后来引进的“犹太教”的原因。它通过“上帝”来“约束”世人，即所谓《旧约》。让古希腊的“自由”精神得到在“束缚”。再到后来的“基督教”，《新约》。其实也是一种引导人们变成有序社会的“约定”。
西方现代文明正是承继了这两种精神。“自由”认同个体创新，而“基督教”的“约定”，又对西方人的行为进行了约束
然而中国则不然，中国没有“基督”精神。
杨悦突然明白过来，中国传统的“礼”教其实便是一种约束，是一种约束个体而使社会有序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