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道理人民的公仆是比人民低一等的仆人。但这个世界就是怪，谁都不想当这个主人，都拼命想当这个仆人，都愿意为主人服务，都愿意挑重担，担子越重越高兴。当上了“仆人”后，谁都不愿意撒手，谁抢就跟谁急，就跟谁拼命。
于是，矛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也很难调和：
右派们要恢复政治待遇、要恢复工作、要工资、要权利；而那些自感没有后台，那些在特殊时期犯过错误、甚至就是靠打砸抢上位的既得利益者则设法阻止右派上位。
无论谁主持县里的工作，面对这种事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两难境地。
对右派示弱？没权力满足他们的要求不说，还会招致周围的同僚群起而攻之。对右派强硬？谁知道这些人什么时候咸鱼翻身，到时候他们有可能是自己的上级。
县领导唯一的办法就是劝慰就是安抚，使出全身解数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无论如何都无法拿出让对方满意的东西来，压下去几天，没几天又冒了上来。
郭拙诚不担心父亲会讨好右派，因为他还不是县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没权力满足右派，他更没权力满足。
他最担心的是父亲为让上级看到一个和谐、安宁的水甸县，让上级看到他的治理能力而对右派采取强硬措施，愚蠢地对右派进行强行打压。
同时他还担心那些右派在有心人的鼓动下将矛头针对父亲，强迫父亲立即答应他们的“无理要求”。
他所担心的这两种情况一旦存在，父亲就与右派站在对立面上，无形中为自己树起了无数强敌。知道历史走向的他就可以肯定父亲的政治生命就会因此而一片暗淡，由“217灭门案”带来的政治红利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按照本来的历史，右派将从明年开始全国范围里大规模地平反，很多人将走上重要的工作岗位。加上这些人本来人脉就广，要踩下一个为难过右派的县级领导，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
一旦得罪了他们，即使自己拥有前世的记忆，但要冲破这些人构造的阻力网，将父亲推上高位也是很困难的，甚至可以说不可能。
想到这里，郭拙诚的脚步更加沉重了。
当他急匆匆地来到县委大楼楼下时，傻眼了！
整个大楼被人围堵得水泄不通。外层是激愤的人群，内层是身穿白衣蓝裤的警察。警察们严肃地板着脸，站成人墙，一动也不动。外层的人却群情汹涌，有的举标语、有的打横幅，有的在激情地诉说自己当年在抗日战场、解放战场、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丰功伟绩，有的在诉说自己如何同林飙集团斗争的惨烈，有的在诉说自己以前如何坚持真理反对四人帮，也有人在控诉自己被批斗、被折磨的惨景和当前的困难……
当然，更多的人沉默，默默地看着象征权力的县委大楼，眼里有不满、有气愤、有期盼、也有哀求……不用问，郭拙诚就能从他们的穿着、气质和他们脸上的眼镜就能看出他们这些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一群郁郁不得志的栋梁之材。
从内心来说，郭拙诚很同情他们，也非常希望他们能尽快摘除强加给他们的“右派”帽子，推翻污蔑他们的不实之词，让他们尽快恢复工作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毕竟国家太需要他们了，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正需要这些有知识、有能力的人上来。
但是，右派的问题很敏感，很复杂，根本不是一个县委、一个地委有权有能力解决的，就是省委也没有这么大的魄力。要知道在二个月之后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时的一号首长作的政治报告不但没有纠正“文化大命革”的错误，反而依据“两个凡是”的精神对这段特殊时期大唱赞歌，大加肯定。
郭拙诚一边往人群里挤，一边思考着如何劝说父亲把握尺度的问题。
“郭拙诚，你来干什么？没上学吗？”突然，前面一个女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郭拙诚抬头看到了俞冰那张紧张而美丽的脸，微笑着说道：“俞警察，你好。我找我爸有点事。”
俞冰断然拒绝道：“不行。郭……你爸现在正忙着呢。”眼里露出一丝为难之色。
看着前面密不透风的警察，郭拙诚还真挤不过去，而且他身边有无数个蠢蠢欲动的人也想进去。一旦放开一个口子，后果不堪设想，俞冰她们非吃不了兜着走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