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役征收由地方官吏直接办理，废除原来通过粮长、里长办理征解赋役的‘民收民解’制，改为“官收官解”制。”
“……”
朱翊钧仰起头，冲着张居正笑了笑：“我好想听明白了，但是又好像没有。”
张居正包容的笑笑：“没关系，这对你来说，却有些陌生。”
“简而言之，除去一些特殊情况，将徭役合并到田赋中，由官吏直接收解，以银两代替实物。”
"农民摆脱各种繁复的苛捐杂税，朝廷不必经他人之手征收赋税，避免各级官吏动手脚，中饱私囊，免去运输、储存之不便，减少不必要的损耗。"
“如此化繁为简，既减少了百姓的负担，又增加了朝廷税收，于国于民，皆有裨益。”
朱翊钧说：“这很难吧。于国于民，皆有裨益。但那些从中牟利的贪官、积累了大量土地的地主，便不能作弊了。”
张居正又道：“嘉靖八年，时任内阁次辅桂萼提出编审徭役。”
朱翊钧笑道：“这个人我知道，他是我皇爷爷的支持者。”
皇爷爷的支持者，指的是“大礼议”中，支持世宗为父亲争名分。
张居正接着道：“嘉靖九年，时任户部尚书提出革除赋役弊病的方案：合将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各州县丁粮总于一府，各府丁粮总于一布政司。而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
“嘉靖十年，御史傅汉臣把这种‘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的方法称为‘一条编法’，也即咱们现在所说‘一条鞭法’。”
“从那之后，各地先后出现过江南实行的征一法，造鼠尾册，东南出现的十段锦法，浙江、广东出现的均平银，福建出现的纲银法，都具有徭役折银摊入田亩的特点。”
朱翊钧听得很认真，看来太祖高皇帝在两百年前制定的赋税制度在嘉靖年间就已经显现出诸多弊端，全国各地都在寻求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一弊端。
“近四十年来，新法只局限在部分府、州、县，并未推行至全国。正如殿下所言，其中触及到地方官吏和豪强的利益，阻碍颇大，进展十分缓慢。”
朱翊钧又问道：“所以，朝廷派海瑞巡抚应天，推行新政，也是看中了他性情刚直，不畏权贵。”
张居正点点头：“正有此意，却也不仅如此。”
“早在嘉靖三十七年，海瑞在浙江淳安任知县，他看到当地富豪享三四百亩之产，而户无分厘之税，贫者户无一粒之收，虚出百十亩税差，就已经着手清丈土地，均平赋役。”
朱翊钧明白了：“原来早在十多年前，他就有推行新政的经验。”
“的确如此。”
朱翊钧又道：“我对这个‘一条鞭法’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方法还不是很清楚，先生关于此法的详细文章，可以给我看看吗？”
张居正看着他，目光里满是欣慰和赞赏：“当然，殿下对新政感兴趣，臣等求之不得。”
朱翊钧知道，其实内阁之中，积极推行新政的只有高拱和张居正两人，剩下那几个，都想守着祖宗旧制安安稳稳的干到致仕。事实上每一个政令背后，内阁几人之间都经过一番激烈斗争。
说了这么多，朱翊钧一问时辰，早已过了午饭时间。他笑着看向张居正：“先生到直庐，就算他们给你留了饭菜，想来也已经凉了，不如留下来和我一起用膳吧。”
张居正退后一步，躬身道：“殿下，这不合规矩。”
朱翊钧拉着他的手往外走：“我每次去先生家里都要吃饭，先生在我这儿吃顿饭怎么了？”
“清宁宫没有那么多规矩。”
“……”
后来，朱翊钧和冯保闲聊的时候，又聊起高拱。朱翊钧问道：“一开始，我觉得高阁老让海瑞巡抚应天，是利用他刚直的性格针对徐阁老，后来，却发现，他是为了让海瑞在江南地区推行新政。”
冯保却道：“这二者并不矛盾。”
朱翊钧叹一口气，望向窗外，光秃的枝干上挂着积雪，沉甸甸的：“有时候我觉得他和我们目标一致，有时候又觉得不是这样的，我都有些糊涂了。”
冯保摇摇头：“殿下，人性本就是复杂的。这又不是戏台子上唱戏，好人坏人都用了脸谱颜色标记出来。”
“海瑞和严世蕃是两个极端，也是个例。而大多数人，都是拥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他们的行为，取决于他们的立场和利益。”
“立场决定观点，利益大小决定动嘴、动手还是动刀子拼个你死我活。”
“不要试图考验人性，而应该洞察人性，通过制度去约束人性。”
朱翊钧点点头：“其实，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只是……”
只是，他年纪太小了，对于人性仍然存在一些美好的幻想。
这些年来，他熟读《四书》，自然也受到一些儒家思想的影响。
朱翊钧放下手中的《礼记》:“我早就知道，这些书，看多了并无益处，人不可能读圣人的书就变成圣人，否则还要《大明律例》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