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见到陈瑶时，她在羽绒夹克外套上了那件斑纹状的羊绒大衣，恰如之前她所预言的那样，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匹雪原上的斑马。
这匹斑马慢条斯理地走在铅灰色的人流中，隔老远就绷着小脸冲我挥了挥手。
羊绒大衣是今年六月份我送给陈瑶的生日礼物，在百货大楼的反季店淘的，土耳其货，没吊牌，按理说四百多也不便宜，结果被她嫌弃了小半个月，说皱巴巴、脏分兮的，不知被多少人穿过了。
饭间她问我咋样，我说挺漂亮啊，她的回应是一声冷哼。
那天炒饭有点咸，我不得不在刷了一份水饺后又刷了两碗蛋花汤，再回到桌边时，她旁敲侧击地问起了母亲的生日，我只能假装听不懂。
其实母亲上次到平阳来的第二天就是她的生日，我曾犹豫着要不要打个电话，到底还是放弃了。
对我的冷淡态度，陈瑶只是翻了个白眼，很快又吐槽起纳什的罚球动作来，她话很多，兴高采烈、叽叽喳喳的，谈平安夜的演出，谈室友的八卦，谈某位男老师怎么变态，脸蛋在氤氲的热气中似融化的胭脂般越发红润。
打食堂出来，太阳总算射穿了那抹浓痰，抬头竟有些刺眼。
陈瑶说她去洗个澡，走了两步又转过身来，说我眼光还行，夏天看着廉价，怎么放放再穿就有气质多了。
这么说着，她甩甩衣袖，径直跳下了台阶。
我团团手里的餐巾纸，朝她投了一记，没中。
不等弯腰去捡，纸团便在突然而至的风中翻滚起来，扭头去看时，早已不知去向。
而食堂的排风扇制造出巨大的轰鸣，打雷般在耳畔经久不息。
雪还是在平安夜落了下来，即便没有五十年一遇，也小不到哪儿去。
从洋铁皮棚下的小饭店出来时，天地间已是苍茫一片。
街上张灯结彩，却没几个人，我漫无目的地溜达一阵，最后蹲酒吧门口抽了一根烟。
校园里更是冷清，直到经过西操场才陆续碰到几对打情骂俏的情侣，远处的大舞台在絮状的遮天巨幕下灯火朦胧，似一阵风就能吹灭。
有人在唱伍佰的歌，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什么的，听起来很傻，但寒冷中的人群很兴奋，于风雪的裹挟下尖叫频频。
不知道是哪几个院系在搞晚会，也不记得大波说的是东操场还是西操场，在篮球架下呆立片刻后，我摇摇晃晃地拐进小树林，没再回头。
贝斯还在深山老林里——也许是回来了我不知道，总之几年来第一次乐队在平安夜没有演出，大波一早就邀请我和陈瑶给他的学生们助助兴，在陈瑶敲定工作餐规格后，我也只能勉为其难地应允。
只是现在，一切都变了。
不清楚他有没有打电话来，至少我没听到，可能是小饭店太嘈杂，也可能是我耳朵出了什么毛病吧。
不开玩笑，我能清晰地捕捉到落雪的沙沙声，像成千上万条毛毛虫爬过你的耳廓，隐秘，又过于响亮，乃至让人浑身发痒。
一路上彩灯闪烁，松柏和白桦在昏暗的路灯下四仰八叉，我跪下呕了好几次，什么都没吐出来。
举报信不长，拢共四五百字，我却看了一个世纪那么久。
等回过神来，人已在宿舍楼下。
胖辅导员的薄嘴唇还在眼前不停地蠕动，印象中她给我接了一杯水，拉了把椅子，甚至亲自把我送出了办公楼。
我听不清她说了些什么，只记得门口有俩女生在打羽毛球，嘻嘻哈哈的，我们出来时，羽毛球直冲胖子而来，她撇开脑袋惊讶地“啊”了一声，险些一屁股坐到地上。
帖子说从03年至今，以她母亲的工作和父亲的刑期相要挟，陈建国奸污了陈瑶数十次，“手段粗暴残忍、丧心病狂”，至于时间、地点之类的细节，完全没有提及，除了04年5月6日的一次。
我不知道那算不算列举，大意为：04年5月6日下午两点，在陈建国指示下，我被他的秘书唐小军强行送往他位于城北龙山别墅区的一栋住宅，在那里再次遭到强暴，整个过程持续了四五个小时，返回市区已是晚上九点多，唐小军要请我吃麦当劳，我拒绝了。
似脑子里卡了带，这一段我反复读了也不知多少遍，任务栏的QQ警报般“嘀嘀”个不停，直到一个摩托罗拉广告跳出来，我才吸吸鼻子，咬了咬上嘴唇，幻觉却并未因疼痛而消失——可如果这不是幻觉，又是什么呢？
举报信写于十九号还是二十号我记不清了，落款是“个可怜的受害者”，诉求很明确，“严惩罪犯，寻求公正”，申诉对象大概是公安部、最高检以及扫黑除恶专案组的领导之类的。
不出所料，帖子很快就被删掉，到二十六号凌晨任何关于此贴的信息已基本在网上销声匿迹。
它仿佛一块沉入湖底的石头，除了我这个在浑浑噩噩中上下起伏的涟漪，什么也没留下。
打了大半宿的冰封王座，连QQ都没怎么上，我惊讶地发现这个曾经火爆的游戏已经没几个人玩了。
在洋铁皮棚下吃早餐时，鼻血毫无征兆地淌了一桌子，真的是“淌”，自来水一样，周遭惊愕的眼神总算让我咂摸到了那么一丝快乐。
我不知道总共有多少人看过那个帖子，不知道所谓的举报信是否真的出自陈瑶之手，更不知道有多少认识她的人知道了这件事。
有时候走在路上，甚至在宿舍里，我都越发觉得不时有迥异的目光飘来荡去，虽然自始至终没人说过什么。
其实除了上课、打球、玩游戏，我跟系里的绝大部分人并不怎么打交道，但对陈瑶他们还是很熟悉（特别是班里的女同学），平常也没少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