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客运东站，我直奔市公安局。
好不容易找到刑侦大楼，被告知已下班，看看表，十二点不到。
午饭叫了碗面，拢共也没动几筷子，虽然早上只是喝了杯豆浆。
接下来的俩钟头都耗在行政新区的马路牙子上。
天气晴冷。
不多的几缕阳光从楼宇间挤出来，显得绵软无力。
预审大队在二楼，几个人懒洋洋地沐浴着暖气，说明了好几次来意，一个圆脸胖子总算抬起头来，让我提供下身份证明。
我说按法律规定如何如何，他说：“谁知道你是不是家属呢？”
没办法，我只好跑居委会开了个证明，父亲想一起来，被我拒绝了，我说没啥事，让他该干啥干啥去——是的，我是这么说的。
再赶过去圆脸已不在，只剩个老头，告诉我下班了。
我问拘留罪名是啥，他说他哪知道。
第二天一早我就在门口等着，这次索性没人理了，坚决地晃悠了一上午，胖子不耐烦，让我上主楼找办公室去。
办公室让我找行政窗口。
行政窗口还不错，说给我打个电话问问。
有个十几秒她就挂了电话，说这事他们管不了，说的也不算。
“是那个案子吧？”
她问。
我不明白她什么意思。
她说这是大案、要案，公安厅亲自抓，我说公安厅也得按法律来啊，知不知道什么叫依法行政？
我绞尽脑汁地搜索着课本上那些吓死人的话，却连自己都觉得荒唐可笑。
几天里我往预审大队跑了十来次，最后说不给拘留通知书就向检察院控告，胖子骂骂咧咧的，一阵冷嘲热讽，我脑子一热，冲过去揪着衣领把他拽了起来，他僵了一下，很快就笑了，让我有种就打，那张珠圆玉润的脸在阳光抚摸下宛若一朵盛开的牡丹花。
母亲是十四号中午被带走的，至于是拘传还是协助调查，没人知道。
剧团办公室被搜查了一通，据说除了电脑、账本，还搬走了几箱杂七杂八的文件。
当天下午，铁闸门就贴上了封条。
剧场也有人去，不过很快就出来，什么也没带走，事实上戏还接着演了两天，直到十六号早上才以存在重大消防隐患为由被执法局要求停业整顿。
艺术学校马上就要放假，母亲在那里有间办公室，但毕竟尚未正式招生，大概也就放了些教学相关的文件，有没有他们所需要的，我就不清楚了。
老师们担心的是，随着中小学生寒假来临，各种兴趣班还能不能继续搞下去。
这个说实话，已远超我所要操心的范畴，还是问老天爷比较好。
家里自然也不会放过，要不是奶奶以死相逼，书房那台电脑被薅走的就不光是个硬盘了。
母亲被带走时，父亲自然是在小礼庄——不是伺候猪就是倒饬鱼——接到消息就往公安局赶，待遇嘛，跟我也差不了多少。
一连两天都没得到任何正式回应，后来直接不让他进门了，十五号下午有个女的跟他说没啥事，就是调查调查，让他回去等结果，不想十七号早上再过去时就被告知人已经给拘留了。
我问父亲为啥不早告诉我，他说不想影响我考试，何况起初确实觉得不会有啥事。
除了捏紧拳头，我又能做点什么呢？
或者说，哪怕我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又能做点什么呢？
回想起来，从平阳到平海的路上，脑子都是懵的，而心脏剧烈跳动，像是被谁拧紧了发条。
控告和申诉都写了，前者交给了市检察院，后者寄到了省公安厅，结果都杳无音信，父亲表面上不动声色，但要说不急肯定是假的，短短几天内白头发都冒了一茬。
他想请律师，事实上我坐大巴赶回来的几个小时里他已经咨询过了。
而我一再告诉他没啥事，别担心，我能搞定——是的，我是这么说的。
一如以往，父亲每天往猪场、鱼塘跑，前者有猪崽要照料，后者赶年关卖鱼，还真离不开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