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索性躺了下去。
奶奶整天唠唠叨叨，时悲时喜时怒时怜。
母亲却听之任之。
我甚至很少见她和父亲说话，连喊人吃饭都要劳我大驾。
那阵正逢中招冲刺，又是实验加试，又是体育加试，文化课还忒多，其劳心强度比起高考也不惶多让。
然而不知为何，就这一溜屁的闲暇空隙，我也觉得杵在家里别扭。
父亲回来的当天我俩唯一的对话是：“林林。”
“嗯。”
此场景发生在吃晚饭时，具体动作是父亲给我递来一个馒头。
而直到第二天一早上厕所猛然撞见父亲时，我才叫了声爸，仿佛这才发现他是我亲爹似的。
父亲叼着烟，边往外挪边提裤子。
他惊讶地说：“起这么早？！”
其时天已蒙蒙亮，母亲也做好了早点。
我只恨自己不能边吃饭边蹬车。
那年春天母亲带高一，每周逢双有两节早读课。
娘俩却很少同行，理由是我嫌她骑车慢。
午饭倒经常在一块吃，理由是“你营养得跟上”。
记得有好长一段时间，对父亲，我们绝口不提。
唯一的例外是五月初的一天，小舅妈拎来一袋炸鱼块。
正当我大快朵颐之际，她问及父亲的近况。
我扒着白饭，连头都没敢抬。
母亲叹口气，说还是老样子。
“那咋行？”
小舅妈有点急，片刻后却又说：“也是，刚出来，总要有个适应过程。”
她这话倒没错，只是父亲适应的时间略长了点。
大概过了儿童节，他老才出去找活。
先是搭雨棚、装塑钢窗，后又跟某个老舅修了几天摩托。
建筑队也混过，费力不假，但相对来说工资还凑合。
可惜这砖头水泥也就自家建房时摸过，父亲自然与泥瓦匠无缘，只能当小工。
下班回家他死人般瘫在沙发上的样子我至今难忘。
零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父亲后来声称要去哪哪打工，在举家反对的情况下只好不了了之。
到九九年十月天空高远之时，村东头的巨大扁平建筑里终于再次响起了猪崽的哼唧。
望着那几十头圆滚滚的蠢东西，我竟涌出一种难言的喜悦。
至于本钱打哪来，我却从没想过。
当时母亲的月工资基本都要拿去还债——为此父母还吵过几架。
母亲不想拖欠任何人，父亲却觉得“反正都借了，还了就是，也不差那几天”。
至于父亲挣的几个散钱，刚够补贴家用——也幸亏我有个铁打的奶奶。
直到2000年秋天拆迁安置方案下来时，奶奶才不小心说漏了嘴：父亲揣了口杀猪刀，挨门挨户地讨回了所有已黄和将黄的赌债。
对此，母亲自然不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