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了很久，秦昭不想等来的是这样一句话。
“在驷儿看来，所谓的‘徙木立信’不过是一场伶人表演——给无知的黔首布局来‘立信’，本身就已经‘无信’了。”
“他甚至还用上了重金……十金对黔首而言已是重金，他们会犹豫，是因为徙木不值这个价；但加到五十金，简单的事和巨大的诱惑，没有人不会参与的。”
“秦先生，一切都是假的，如此以来，这还算是‘立信’吗？”
嬴驷的出发点让秦昭意外又不意外，除却年幼，他确实是个过分优秀的孩子，只是不爱表现出来。
“驷儿，你觉得卫鞅的‘立信’立的是什么‘信’？或许不是我们认为的道德上的‘信’，而是律法的‘威信’。”
所有的荒诞不合理，最终只有一个目的。
政府的政令，黔首不需要疑惑犹豫，照做实行就是。
秦·变法
卫鞅或许一直都在贯彻着双重标准。为人时，他豪放不羁，依旧君子风骨；为政时，他缜密不疏，手段皆是成事的途径，无所谓好坏。
在他眼里，一切都是可以为变法让步的。只要能达成目的，仁义、道德、礼法……都不在他考虑的目标范围内。
嬴驷说的没错，卫鞅做的也没错，他们俩的区别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做事的方式不一样。
卫鞅不需要黔首信诚，只需要他们盲从政令；他也不需要人民信任，只需要他们听命即可。
嬴驷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人性的缺失：取消自我思考，去除理性判断，是理性让位权力的盲从。
政府政令，黔首不得有疑。
出于孩童心性，嬴驷的世界还是大片的纯真。卫鞅意欲达成的目的，在他看来就格外刺眼。
虽然不太人道，但在战国讲人道本就是件过于天真的事。物质基础和基层建设都没有到那一步，短时间内，卫鞅这一套确实非常高效。
或许这就是秦孝公能相中卫鞅的根本原因吧——以律法做根基，将国民都套进模板里，按部就班，将秦国这架机器彻底运作起来。
但卫鞅的做法又太理想化了。农战方向没有问题，但灭绝人欲的农战就有些不切实际。人毕竟不是机器，长此以往必将导致身体与心灵的双重疲惫，不可能按照设定的死板程序一直运转。
秦昭看着半懵半懂的嬴驷，发现他的身形和历史中的那个秦惠文王有那么些许重合。
就冲着这死活和卫鞅不对付的架势，加上怎么都看他不顺眼、又合乎情理挑刺的行为，真不愧是命中注定“梁子结大了”的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