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面上她没这么说，但显然就是这么个意思。
饭后她邀请我去酒吧喝两杯，当然，我谢绝了。
她说：“正好，老姨也得回家一趟，这收拾收拾啊，明儿个冬冬该放假了。”
到家时将近七点，却只有奶奶一个人在。
她说父亲来电话，“有事儿，就不回来吃饭了”。
我问母亲呢。
她说不知道，“也没听你妈吭声”。
于是我就给母亲打了个电话。
没人接。
一连几个都是如此。
阳台上残阳似血，我越发焦躁不安。
往剧团办公室去了个电话，同样没人接。
虽然办公室没人很正常，我还是感到一颗心在飞速下沉。
奶奶嫌我小题大做：“你妈在外面事儿多，哪能等着专接你电话？没事儿找事儿，也不知急个啥？”
在她老逼迫下，我喝了半碗稀饭，红薯全都撇到了碗里。
奶奶骂了我两句，也开始不安起来。
我又给母亲打了个电话，或许有一个世纪那么久，终于接了。
近乎吼着，我问她咋了，电话也不接。
“放在车里，没听到。”
母亲的声音低缓、平淡，像此刻的吊兰叶子在阳台上释放出的那缕狭长的光。
“咋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只有均匀的呼吸。
瞥了身后的奶奶一眼，我问母亲在哪儿。
好半晌，她说大堤上。
我骑得飞快。
巨大的蚊子不断地砸到脸上，宛若老天爷设下的天罗地网。
到四中南门时，我整个人似是刚打热汤锅里捞出来。
沿着防波堤又骑了一里地，总算看到了熟悉的毕加索。
母亲却不在附近。
冲着昏黄的路灯，我喊了声妈。
只有回声。
月亮像面巨鼓，石缝间半人高的杂草披着银光，在晚风中兀自摇曳。
这无声的水银令我头皮发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