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的田租户调制乃继承了两汉的赋税制度而有所改革。从田租看，汉代是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分成田租制，曹魏改为亩收四升的定额田租制。两汉统治者向农民按分成制收田租，系多产可以多收，曹魏按定额田租向农民征税，则增产亦不能增收，故更能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之愿意精耕细作，多产归己。曹魏重视农业的另一实证是其大兴水利，其工程的规模和数量在三国中首屈一指。如青龙元年关中一带辟建渠道，兴修水库，一举改造了三千多顷盐碱地，所获使国库大为充实。再如曹魏在河南的水利工程，其成果使粮食产量倍增。手工业曹魏建置大型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邺、洛阳等贸易城市，商业经济发达，和海外有贸易往来。此外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制盐业等等也都十分发达。商业由于东汉朝廷的崩溃，无人重铸磨损不堪的铜钱，加上大量私钱出现。到三国鼎立后，新发行的铜钱未能广泛通行，只好正式以布帛谷栗等实物为主要货币。人口三国中以曹魏人口最多、垦田面积最广，这正是当时三国中以曹魏实力最强的原因。曹魏推行屯田制，组织流民耕种官田，屯田地域，西北起河西，东南达淮南；东北自幽燕，西南至荆襄。史言“州郡例置田官”，这使得社会秩序恢复，增强曹魏实力。曹魏在籍人口有443万人[14]，灭蜀后达537万人[1]，现代学者考虑未纳入的屯户、兵户、吏户、隐户、佃客、部曲等人群，则曹魏境内约有1300万人[15]。艺术曹魏虽然是以军力起家，但曹氏一族在文学上具有相当成就，如曹操和其子曹丕和曹植都擅于写诗，时称三曹，后世又称建安文学。即使到了后期其君主也颇有艺术造诣，如曹髦擅长诗文、绘画，被誉为“才子”。哲学在哲学方面，继两汉经学之后，一个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哲学流派玄学在曹魏时期诞生，这是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成就。玄学思潮开端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用道家思想解释《周易》，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即“无”是宇宙的本体。王弼、何晏的玄学与两汉神学目的论有显着区别。两汉神学目的论是被阴阳五行、谶纬迷信神秘化了的儒家思想。玄学则在继承和发展道家思想的基础上，援道入儒，调和儒道。两汉神学目的论表现为宗教式的教条，而玄学则表现为思辨性的论理。而嵇康提出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政治上反对虚伪的礼教，敢于同强权进行斗争；在认识论上，强调理性，反对盲从，主张独立思考，能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启发人们自由思维；但，也有消极遁世及唯心主义杂质等思想，这种思想矛盾正是时代的产物。宗教三国之时，西域僧人继续东来洛阳，译经弘法，佛教进一步发展。嘉平二年（250年），中天竺僧人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出中国第一本“佛律”—《僧祗戒心》，并请西域梵僧立羯摩受戒，为中国戒律之始，昙柯迦罗亦被尊为中国律宗之祖。朱士行在洛阳登坛受戒，成为第一位受戒的汉僧。朱士行也是第一位“西天取经”的汉僧。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朱士行西渡流沙，远赴于阗（今新疆和田）。他写的《大品般若经》梵本90章60余万言，遣弟子送还洛阳，此时已入西晋，该经后被译为《放光般若经》。文学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在中国文学史上，“建安文学”作家辈出，成就辉煌。其代表人物三曹父子、建安七子，都曾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七哀诗》、蔡文姬的《悲愤诗》，都是传颂千古的佳作。正始是曹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正始文学”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阮籍的82首《咏怀诗》、嵇康的《幽愤诗》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在理论着作方面，有曹丕的政治、社会、道德、文化论集《典论》。遗憾的是，只有《典论·论文》一篇存世。经学黄初五年（224年），曹魏文帝正式重开太学。正始二年（241年）新立石经28块，因用大篆、小篆、隶书三种字体所书，故也称“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内容包括《尚书》《春秋》及《左传》等。东汉时创立的灵台、辟雍、明堂等礼制建筑，其后也均为曹魏所沿用。机械曹魏的科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他们在各个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在机械学方面，以马钧的创造最为突出。马钧改造的织绫机，可以提高效率四五倍；他创制的龙骨水车，可以连续不断提水；他创造的指南车，不管车向何方行驶，车上的木人总是指向南方。他还创制了水转百戏、轮转发石机等。有人给魏明帝贡献百戏木偶，设计虽尚精巧，但木偶不能动作。魏明帝令马钧设法改造。马钧把大木雕刻成形如车轮的东西，平放在地上，然后引水使轮转动，轮既动，上面的木偶也一齐动作，它们或击鼓吹萧，或唱歌跳舞，或跳丸掷剑，或缘绳倒立，形象栩栩如生，变化多端，使观者大享眼福。马钧认为诸葛亮制作的连弩“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他可以增加连弩功效五倍。另外，马钧还拟制一种威力极大的攻城器具——发石车。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地理在地理方面，裴秀创制了《制图六体》，即编制地图所应遵循的六条准则：一，“分率”，即比例尺；二，“准望”，即方位；三，“道里”，即距离；四，“高下”；五，“方邪”；六，“迂直”。其中后三条说明各地间由于地势起伏、倾斜缓急、山川走向而产生的问题。裴秀认为以上六条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如果地图上没有比例尺的标记，则不能确定距离的远近。如果只有比例尺的标记，而无方位，则某地的方向虽然从某一方向看是对的，但从其他方向看就不对了。如果只有方位的确定，而无道路的实际路线和距离的表示，那么在有山水相隔的地方就不知该怎样通行了。如果只有路线和距离的标记，而无地面高低起伏和路线曲直的形状，则道路的远近必定与其距离不符，方向也弄不清。所以六条准则必须综合运用，相互印证，才能确定一个地方的位置、距离和地势情况。因此可以说，现代地图学所需要的主要因素，除经纬线和投影以外，裴秀都已谈及了。自此以后，直至明代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传到中国前，中国绘制地图的方法基本上都依据裴秀所规定的“六体”，可见其成就和影响是至深且巨了。其次，裴秀编绘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裴秀看到汉朝保存下来的一些地图既没有比例的表示，也没有方位的确定，连有名的山脉河流都不备载；一些地图虽有粗略的轮廓形状，但不够精确，难以依据；甚至有的地图更绘得奇形怪状，远离实际。为此，裴秀仔细钻研古代地理资料，比较了往古和当时的山脉河流、池塘沼泽以及疆域界限、行政区域变化，还查考了古代城市乡村聚落和水陆交通的变迁，运用其制图六体的科学方法，编制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数学在数学方面，刘徽完成《九章算术注》，是中国数学史上宝贵的文献，即在世界数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主要贡献如下：极限观念与割圆术。关于体积计算的刘徽定理。创立十进小数记法。改进了线性方程组的解法《九章算术》中有一章专讲线性方程组问题。总结和发展了重差术我国古代，将用“表”（标杆）或“矩”（刻划以留标记）进行两次测望的测量方法称做“重差术”。东亚景初二年（238年），倭国中邪马台国的卑弥呼女王派遣难升米和都市牛利两个使者[62]，来到朝鲜半岛上的带方郡，向太守刘夏提出，希望能去魏都洛阳朝见魏国皇帝，进献贡品。刘夏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亲自带领使者来到了国都洛阳。这两位使者向魏明帝献上了四个男奴隶，六个女奴隶以及二匹二丈的布。远涉重洋来朝贡，让魏明帝非常高兴，于是下诏封卑弥呼女王为“亲魏倭王”，赐以金印紫绶，同时封正使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副使都市牛利为“率善校尉”，并赐以银印。作为对卑弥呼贡品的答礼，魏明帝赐给绛地交龙锦五匹、蒨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又单赐卑弥呼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珍珠、铅丹各五十斤。欧洲曹魏和罗马帝国也有陆路交往，增辟了与罗马交往的新北道，由玉门关转向西北，通过横坑（今库鲁克山），经五船以东转西进入车师前部（哈拉和卓）。此外，据《魏略》记载，大秦（当时称罗马帝国为大秦）的邮驿制度与中国极为相似：“旌旗黎鼓，白盖小车，邮驿亭置如中国……人民相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可以推测，那时曹魏和罗马帝国也定有邮驿往来。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是曹丕采纳尚书令陈群的意见，后来各参与方基本遵从这种不成文规定。曹丕于黄初元年（220年）命陈群制定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制度。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从曹魏始至隋唐科举的确立，这期间约存在了四百年之久。[1][2][3]九品中正制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乃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实际是两汉察举制度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或者说是察举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2][2]九品中正制大体是指由各州郡分别推选大中正一人，所推举大中正必为在中央任职官员且德名俱高者。大中正再产生小中正。中正就是品评人才的官职名称。大、小中正产生后，由中央分发一种人才调查表，在该表中将人才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此表由各地大小中正以自己所知将各地知名人士无论是否出仕皆登记其上，表内详记年藉各项，分别品第，并加评语。小中正襄助大中正审核后将表呈交吏部，吏部依此进行官吏的升迁与罢黜。此项制度使得当时的官吏选拔有了一客观标准，此标准其实依然是采取地方群众舆论和公共意见，保留了汉代乡举里选的遗意。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一方面解决了选拔官吏无标准的问题，使当时一时间吏治澄清。另一方面缓解了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紧张关系，促成魏晋实现全国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到了东汉末年，已为门阀士族所操纵和利用，他们左右了当时的乡闾舆论，使察举滋生了种种腐败的现象，与要求参与政治的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如何选官的问题上斗争激烈。曹操死后，曹丕在采纳陈群的创议后，于是九品中正制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但当时察举尚未完全废除。九品中正制就是在这种背景形势下产生的。曹操（155年[1]－220年3月15日[2]），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73]，一说本姓夏侯，[141]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3]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261]中国东汉末年的权臣，亦是曹魏政权的奠基者。太尉曹嵩之子。[3曹操少年间任侠放荡，到二十岁时举孝廉为郎，授洛阳北部尉。后任骑都尉，参与镇压黄巾军，调济南相。董卓擅政时，散尽家财，起兵讨董卓。初平三年（192年），据兖州，分化诱降黄巾军三十余万，选取其中精锐组建青州军。建安元年（196年），迎汉献帝至许县，从此用献帝名义发号施令，总揽朝政。在此前后相继击败袁术、陶谦、吕布等势力。建安五年（200年），在官渡之战中大败割据河北的袁绍，随后削平袁尚、袁谭，北击乌桓，统一北方。建安十三年（208年）进位丞相。同年率军南征，收服荆州，但在赤壁之战中败于孙刘联军。建安二十年（215年），取汉中，次年（216年）自魏公进爵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病死于洛阳，享年六十六岁。[139]曹魏建立后，被追尊为太祖，谥号武皇帝，[112]葬于高陵。曹操用人唯才，抑制豪强，加强集权；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他的诸种举措使统治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对于曹操的功业及其为人，后世评论之多，分歧之大，可谓世所罕见。[262]此外，他知兵法，工书法，擅诗歌。其诗多抒发政治抱负，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开建安文学之风。着有《魏武帝集》，已佚失。今人辑有《曹操集》。早年经历曹操出身官宦世家，《三国志》称其为西汉相国曹参之后，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曹腾历侍四代皇帝，颇有名望，汉桓帝时，封为费亭侯，曹嵩继承了曹腾的爵位，在汉灵帝时官至三公之首的太尉。[3]年轻时期的曹操机智警敏，擅长随机应变，而且任性好侠、放荡不羁，不修品行，不研究学业，所以当时的人不认为他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只有梁国人桥玄和南阳人何颙认为他不平凡，桥玄对曹操说：“如今天下将要发生动乱，非命世之才不能解救，能够安定天下的，岂不是你吗？”[4]汝南人许劭以知人着称，他也曾评价曹操为“太平时的奸贼，乱世时的英雄”[5]（孙盛《异同杂语》记载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早年就表现出对武艺的爱好与才能，博览群书，尤其：（）大秦：父皇，我只想咸鱼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