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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水”是小街的昵称，长安街与朝阳商圈一肩挑，但它最早还只是使馆区的消防通道，处于老北京城的边缘。
1982年的某个被遗忘的季节，有人开始在这条长不过500米、宽仅8米的小街南口拉着三轮车卖蔬菜瓜果。
没有人会想到，这里有一天会成为一个被经济学家誉为“用改革开放的剪刀裁剪出来的20世纪清明上河图”的国际马路市场。
石头表哥姓丁，叫丁根来，比石头大八岁。
丁根来父亲解放前做过小买卖，开过店铺，办过小作坊，在解放前，也算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
后来国家实施公私合营政策时，丁家的铺子和作坊都充了公，丁根来的父亲甩手进了街办火柴厂。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翻旧账，但丁父比较会来事儿。
他在开始“清理阶级敌人”前，从垃圾堆捡了一件破旧棉袄，摇身一变，满世界做“忆苦思甜”报告。
从他嘴皮子讲述出来的悲惨故事，把一帮红卫兵小将们感动得直掉眼泪儿。
实际上，压榨剥削他的“资本家”就是他的岳父。
“忆苦思甜”报告连做二三十场，丁父成了解放前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
不久，丁父的小业主的资本家成分也划为“城市贫农”。
丁根来既然是根红苗正的“城市贫农”出身，那么理所当然要头几拔儿分配工作。
六年前，丁根来分配到了当时最耀目的“副食品公司”。曾令周邻街坊们羡慕了大半年。
丁跟来也成为周边人人巴结的“有本事”的人。
谁家来客想吃顿肉，谁家想买瓶香油、蛋糕，果脯瓜子儿，都得央求丁根来。
就在丁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再度上升时，去年，丁跟来在丁父的强压下，居然辞去副食品公司的“要职”，去秀水街下海练摊。
丁根来很憋屈的按照父亲的建议，拿出300元进了一批袜子，开始了自己第一笔买卖。
当时他打定主意，亏了，就回单位上班，继续抱铁饭碗儿。
丁根来即便非常害怕对谁都一脸恭笑的父亲，但他还是偷偷留了一手。他递交的辞职申请书上没有签字。
谁曾想，300元成本进的一批袜子，居然在五天内销售一空，除去300元成本，净赚1200元。
在父亲的建议下，他找关系花钱办理了营业执照，在秀水街租了一家30平米的小铺子，雇了三个营业员，业务从袜子发展到棉袄皮鞋球鞋和连衣裙等二十多种类。
和丁根来同期入驻秀水街的一帮人，因为没有营业执照，每天得花一半的时间和工商管理人员打游击。
生意虽然赚钱，但和丁根来完全没有可比性。
特别是今年，因为秀水街的逐渐出现大批俄罗斯鬼佬背包客，丁根来还特意高价聘请了一名北外懂俄语的女大学生。
孙成找到石头的摊口时，石头正冲两名老外高举着一件绣花衬衫，他为了告诉几个老外这批衣服花色繁多，他绞尽脑汁也憋不出一句洋文，还是他隔壁一同行，纯熟的帮他介绍，“Thisiscoulor，coulorandcoulor。”
中文的意思是“这是颜色、颜色和颜色。”
好在这时的老外买东西也不多问，计算器上打出的价格他们点头认可。
石头一边感谢同行，一边拿着十元外汇券傻笑。
孙成走过去，一巴掌怕向石头的后脑勺，“你丫抖奋儿，不就是一张外汇卷吗？”
“谁特么乍翅儿……”石头警惕的把外汇卷塞进兜里，转头……
周边几个年轻的摊主也同时起身，不动声色把孙成围逼起来。
“别介！哥几个，这是我发小，铁磁……”石头连连打拱手，掏烟点火。
孙成挑了挑眉，等几个看起来就不好惹的摊主回到自己的摊位，他才低声问石头，“我怎么瞧这几位都不是什么正路人？”
石头嘿嘿一笑，附耳道：“没谁敢在这地儿递葛，都特么劳改犯和少管所出来的，没工作，才来这找活路，不过真是仗义……”
孙成打量了几眼石头的地摊，用脚扒拉几下，“今天卖了多少？”
石头眯起眼，朝他伸出两根指头。
“20？”